“没有人能够唱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这句有悖常理的话出自二十世纪天才的文学和思想大师卡夫卡。即便对卡夫卡毫无了解，仅凭这句话，敏感的人也能嗅出诸多复杂而微妙的气息：自我折磨、自我谴责、恐惧、甜蜜和怨毒、刻薄、牺牲和逃避……
在试图努力入睡之前匆匆写上几个字。昨天夜里这一努力完全失败了。想想看，你的明信片此刻有多大的力量！它使我绝望的早晨又变得可以忍受。这是一种真正的安抚。……柏林的事我当然会写信告诉你，但是现在关于那件事和我本人都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写的与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想的不同，我想的与应有的想法不同，由是一步步走向极端的黑暗。（《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卷，第１８页）
这场事件和这封信多少展示了卡夫卡复杂而微妙的人格，那如果不是一个黑洞，也是一个巨大的漩涡，足以让人晕眩。这场事件和这封信仅是冰山的一角。
后来，卡夫卡与菲莉斯重缔婚约，并在“相互折磨”数年之后决定以“技术性的方式”完婚。然而就在这时他发生了大咯血，很快被诊断为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没有特效药，因而与可怕的“黑死病”有相似之处，被称之为“白死病”。生死关头，菲莉斯鲜明表态：忠于婚约，与他共担忧患。大难当头，通常的心理反应自然是接受情义的援救，甚至像溺水者一样紧紧抓住任何可能的稻草。谁都明白爱情的介入对于大病患者有多么重要，更不用说像菲莉斯这样“审慎、能干、宽怀大度”的女性伸出来的手（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第１６８页）。然而，自认为天生“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的卡夫卡，此刻却一反常态，对己对人都一副铁石心肠，与菲莉斯挥泪诀别，一刀两断，从此“像孩子抓住母亲的衣襟一样”紧紧抓住他的肺结核，走上长达七年的慢性死亡之旅！
另一个谜一般的事件是多拉，卡夫卡去世前不久邂逅的一位犹太姑娘，年方十九，敏感、善良、内心充满爱的温情。卡夫卡貌似宁静的表情、痛苦的目光、渴望而悲哀的神态触动了她，激发了她身上既是孩子又是母亲的双重反应。他们相爱了，奇迹也随之发生：卡夫卡重新燃起求生的欲望，一反此前消极的生命姿态，放弃了对于医学文明的偏执抵抗，对医生的治疗表示绝对的服从。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他的偏执不够彻底？面对日益逼近的死亡终于悔悟？还是他觉得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爱？果真如此，过去的爱情又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三年前与“志同道合者”密伦娜的爱情，那场爱情被卡夫卡终生密友勃罗德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之一，被卡夫卡研究者们称作“情感的巨澜”和“灵魂的绝唱”。
卡夫卡之谜不仅表现于爱情与生命问题，也同样表现于文学。文学是卡夫卡的生命，他多次表示：“我就是文学组成的”。内心巨大的悲哀、虚空与绝望，都被他化作神奇的文字，它们是他生命的见证和超越，在世人眼中更是罕世瑰宝。然而，卡夫卡两次留下遗嘱，要求勃罗德在他死后销毁他的文字。不过奇怪的是，这两份遗嘱都不是正式的遗嘱，第一份用墨水写在一张未注明日期的纸条上，要求将生平所有文字“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第二份同样未注明日期，而且用的是铅笔，表示少数已发表作品可予保留。两份遗嘱跟许多不相干的文件一道胡乱堆砌在公司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有人认为，卡夫卡非常了解自己所选定的遗嘱执行人，知道他不会执行自己的决定！（《卡夫卡全集》，第１０卷，第１８０页）
卡夫卡是一个谜。某些证据表明，他有意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可破解的谜、一个无法被“抓住”的人。有一天，卡夫卡与几位友人一道谈论德国天才诗人海涅。一位友人激赏海涅，认为海涅是唯一可与歌德比肩的德国诗人。接着说了一句双关语：他虽然高度评价海涅，却完全无法与之相处，因为海涅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是欺骗！他的意思显然是，即便他想与这样的“骗子”相处，也没有相应的能力，因为这样的人是不可破解的谜，是无法被“抓住”的人。卡夫卡肯定了友人对海涅的这一评价，认为这一评价“别有见地”，不仅具有普遍意义，而且“至少从一个方面是我对作家看法绝好的并仍是十分神秘的概括……”（《卡夫卡全集》第１０卷，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为了理解卡夫卡，研究者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形成了一门“卡夫卡学”。只是，“卡夫卡学”本身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复杂而微妙，难以接近和进入，朦胧地喻示着人们试图理解卡夫卡的强烈愿望。人们希望了解一个真实的卡夫卡。此处展开的讨论也属于这样一次努力。
卡夫卡是谁？卡夫卡是恐惧的化身。
这不是出自哪位卡夫卡学者的研究结论，而是卡夫卡惨痛的自我分析。他说：“我的本质是：恐惧。”（《卡夫卡全集》，第１０卷，第２６８页）
恐惧的最早记录来自一帧童年时期的照片，五岁的卡夫卡站在相馆的人造风景前面，依着一头巨大的玩具山羊，从他脸上看不到丝毫的安全感。从这帧照片算起，二十九年后的１９１７年，三十四岁的卡夫卡在人生之路上遭受了身心两方面的大崩溃：一方面是他与菲莉斯婚恋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大咯血并被确诊为肺结核，并从此踏上生死纠缠途程。又过了两年，卡夫卡写下一份总结性的“精神分析”文献《致父亲的信》，洋洋五万字，陈说自己生命悲剧的根源：从童年起，他就因父亲“专制暴君式的专横态度”而彻底垮掉，内心充满恐惧（《卡夫卡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在这份珍贵的自传文献中，卡夫卡还检讨了自己与菲莉斯恋爱失败的心理原因，这一原因他其实早已明白：“恐惧结合、恐惧失落于对方”、恐惧婚姻、恐惧性爱、恐惧除写作外的一切。（卡夫卡１９１７年７月２１日日记）
１９２０年，就在写下《致父亲的信》之后不久，卡夫卡经历了一场就情感和精神层面而言更为深入的恋爱，留下一部重要的《致密伦娜情书》。面对志同道合的恋人密伦娜，他有机会全面检讨自己的恐惧，并进行残酷而透彻的自我精神分析。
《致密伦娜情书》首先是一次恐惧大展览。在最初几封信中，卡夫卡谈及自己莫名的恐惧：“您的信……一封叫人吮吸不止，一封则令人惊恐”；“这封可怕的信”；“那封星期天来信……比我第一次读完所想的更可怕”；等等等等。对这种莫名的恐惧，密伦娜含蓄地表达了探询的意向。谁知卡夫卡据此强词夺理、反唇相讥，硬要认为密伦娜跟他一样恐惧：“我们是那么的怯懦，……几乎每一封信都对上一封信或下一封信感到惊恐。……这种怯懦只有……在恐惧中才会消逝”。密伦娜进一步暗示卡夫卡，他应对恐惧的根源进行自我检讨。谁知卡夫卡干脆反而趁机大谈自己的恐惧，字里行间，触目惊心。总之，《致密伦娜情书》的自我恐惧大暴露，古往今来绝无仅有。卡夫卡的确是恐惧的化身，准确地说，他就是“恐惧”。
不过，卡夫卡是某种极为特殊的“恐惧”，他并不仅限于展示自身，同时也在进行天才的自我分析，其深刻程度不在经典精神分析之下。这就让人想到弗洛伊德，在《焦虑与本能生活》这篇重要论著中，弗洛伊德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存在着两种恐惧，对外部事物的恐惧和没有外部对象的、指向内部的恐惧，弗洛伊德把后一种恐惧称为“内化的恐惧”或“神经性焦虑”，他认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事人所害怕的“是他自己的里比多，……危险来自内部而非外部，而且这种危险是不易被意识到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２０００年版）弗洛伊德当然不会想到，一位像卡夫卡这样的精神分析局外人，居然跟他一样意识到了内外恐惧的差异，指出了“威胁的威胁”、“在恐惧中才会消逝”的怯懦，即克尔恺郭尔所谓“恐惧的恐惧”，亦即指向内部的“神经性焦虑”：“这种怯懦只有在绝望中、顶多在愤怒中，噢，不要忘了，还有：在恐惧中才会消逝。”“完全承认恐惧的存在是合理的，比恐惧本身所需要的承认还要多，我这么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地将全部身心向它倾注。”（《卡夫卡全集》，第１０卷）
这些论述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卡夫卡要说他的本质是恐惧，一种纯粹的、内在的恐惧。他不仅认识到“神经性焦虑”这种指向内部的恐惧，而且，跟弗洛伊德一样，他也意识到这种恐惧的根源在于个体内部的“里比多”，所不同的是，他用“渴望”（即“欲望”）一词代替了弗洛伊德的“里比多”，并揭示了“渴望”与“恐惧”之间的深刻关系：“这种恐惧也许不仅仅是恐惧，而且也是对某种东西的渴望，这东西比一切引起恐惧的因素还要可怕。（《卡夫卡全集》，第１０卷）
卡夫卡天才地指出了“欲望―恐惧”的辩证法，这是弗洛伊德未能详加论述的一个根本问题。弗洛伊德出于他自己特殊的无意识心理原因，被“死亡本能”的概念所困扰，结果未能抵达真理，而他的后继者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才会逐渐接近真相。相比之下，卡夫卡早在１９２０年就认识到：欲望－恐惧好比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们之间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一种欲望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相应的恐惧，相反，一种具体的恐惧必然暗示一种相应的欲望。《圣经・创世纪》中，蛇被看作危险而邪恶的象征：“耶和华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的危险和邪恶首先表现为欲望的诱惑，它用智慧之树的果子引诱夏娃和亚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两人吃了智慧果，眼睛果然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换句话说，两人产生了“如上帝”的欲望，“如上帝”一样眼睛亮，“如上帝”一样不死……而欲望产生了恐惧，使亚当夏娃畏惧上帝，试图在上帝面前藏匿自己。上帝问：“你在哪里？”亚当回答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和夏娃从此被逐出伊甸园，这一放逐是死的象征，从而应了上帝当初规定的律法：吃智慧果者必死。亚当和夏娃所“害怕”的对象其实是死，死意味着对欲望的惩罚和废除。）
卡夫卡说得好：“我们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子，而且也由于我们还没有吃生命之树的果子。”（《卡夫卡全集》，第５卷，第１１页）这句著名的箴言又是一个巨大的″卡夫卡之谜″，包含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歧义：人吃了知识之果，眼睛就亮了，迟早会吃生命之果。吃生命之果的欲望就是罪，罪意味着死，并因而意味着恐惧。吃生命果者不知罪（如现代人）。反之，知罪者才有得救的可能。卡夫卡甚至又在实施他刻薄的反讽，或者怀着“抱怨”的心态，陈述犹太民族（包括他自己）原本贞洁的本性。
吃生命之果的欲望就是罪，罪意味着死，并因而意味着恐惧。卡夫卡洞悉“恐惧－欲望”的辩证法，这一结果当然来自他短短四十一岁的不幸人生，那是他的本质，他精神生命的密码，因而也是我们进入“卡夫卡迷宫”的钥匙。
（《卡夫卡的自由天地》，林和生著，广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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